第465章便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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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阶段,现有的金融制度总体上符合中国的实际需要。”
“但未来十年,情况可能会有很大变化。”
周行长问:“你主要考虑哪些变化?”
“首先是经济结构。出口在经济中的比重可能下降,国内消费和服务业的比重可能提高,企业的融资需求也会发生变化。”
“还有人口结构。十年以后,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居民储蓄和投资需求,都可能与现在不同。中国持有的海外资产规模也会进一步扩大,国际金融环境当然也可能发生很大变化。”
“在这些条件发生变化以后,原来适合中国的政策安排,未必仍然合适。”
“这一点我基本赞成。”周行长说,“金融制度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调整。但具体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需要综合考虑很多因素。”
“是。我也没有足够的把握判断中国今后应该采取哪一种政策组合。特别是中国经济内部的一些情况,我了解得还不够深入。”
周行长喝了一口茶。
“那你认为,我们现在争论的改革方向问题,应该怎么回答?”
“我觉得,首先不应该把某一种现成的金融制度当成最终目标。”
“比如美国?”
“对。美国有值得学习的经验,也有需要避免的问题。但中国应该根据自身条件,决定怎样平衡金融稳定、资源配置效率、货币政策自主性和市场定价能力。”
“这些目标之间本来就存在矛盾。资本流动更加自由,可能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但也会增加汇率和货币政策管理的难度。加强行政管理能够限制某些风险,却也可能影响市场效率。”
“所以只能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取舍,而且需要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
“这也是渐进改革的基本思路。”周行长说。
“我理解。不过我觉得,两者之间还有一点区别。”
“什么区别?”
“渐进改革通常意味着,已经确定了希望建立的制度,只是不能一步完成,需要逐步推进。”
陆泽解释道:
“但我认为,有些长期目标本身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例如,可以明确提高市场定价能力、完善金融监管、发展直接融资这些基本方向。但资本账户最终开放到什么程度,银行和资本市场分别应该占多大比重,国家应该对金融体系承担多少隐性担保,这些问题未必需要现在就确定一个永久适用的答案。”
周行长考虑了一会儿。
“你的意思是,改革过程中也需要不断评估原先确定的目标。”
“是。有些改革可以继续推进,有些可能需要暂缓,还有些可能需要改变具体办法。”
“但这也会产生一个问题。”周行长说,“金融改革涉及长期制度建设,如果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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