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6章唐太宗的文化建設（一）
第546章唐太宗的文化建設（一）(第2/4頁)
本。以江南舊本為底，參以北朝流傳之卷；以石經遺文為正，輔以簡冊出土之字。一字有疑，則遍檢群籍；一句不通，則博訪通儒。遇南北文字歧異者，則稽其源流，辨其得失；遇諸師釋義不同者，則衡其短長，擇其善者。曆時兩年多，焚膏繼晷，兀兀窮年，最終完成了《五經定本》，包括《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左傳》，並於貞觀七年開始向全國頒行，作為全國官學和私學的統一教材。
此《五經定本》之問世，不啻為經學史上之一場革命。昔者南北對峙，學者各守師說，如楚河漢界，不可逾越；今者定本一出，天下奉為圭臬，如日月麗天，無遠弗屆。它結束經學內部南北宗派的長期紛爭，使治經者有共同之文本，無疑義之字句，在經學發展史上有重要的曆史地位。其影響所及，不止於有唐一代：唐代科舉，明經進士皆據此本；宋代諸儒，程朱理學亦溯源於此。故謂其對唐代政治生活與學術發展以及宋代理學的形成，都有一定的影響，誠非虛譽。政治賴之以統一意識形態，學術因之而凝聚共識基礎，理學由之而萌發新芽——此三者，皆定本之遺澤也。
《五經定本》統一文字之後，義理之闡釋猶未歸一。諸家註疏，南北各異；師說傳承，門戶森嚴。學者雖持同一文本，而理解互殊，詮釋各彆，於致用仍多窒礙。李世民於貞觀十二年，命令國子祭酒孔穎達主編《五經》義疏。孔穎達者，冀州衡水人，少師劉焯，於隋代已名重一時，入唐後更受倚重，為國子祭酒，領袖儒林。
孔穎達承詔，會集天下儒士，於國子監設館編纂。參與者有司馬才章、王恭、馬嘉運等一時名宿，各以其專攻分任一經。其編纂之旨，在“疏不破註“，以漢魏古註為宗，而輔以南北朝以來之新解；於諸說紛陳之際，務求折衷至當，歸於一是。貞觀十四年，編成《五經》義疏，凡一百八十卷，卷帙浩繁，體大思精。後李世民下詔改為《五經正義》，“正義“之名，昭示其權威性與統一性，並將它交付國子監，作為全國性的教科書，明經科舉考試皆以此教材為標準。自此以後，天下舉子，同此義疏；郡縣學官，共此講授。學術之統一，至此而極。
《五經定本》和《五經正義》的編訂，在中國經學史上意義重大。前者定其文，後者明其義；前者同其形，後者一其神。文義兼備，經學乃成完璧。並且李世民對經義解釋采取兼收並蓄多元性態度，非如後世之獨尊一說、排斥異端。於《周易》，則王弼、韓康伯之註與鄭玄之註並存；於《尚書》，則偽孔傳與伏生今文共采；於《春秋》，則杜預、服虔之說兼收。此種開放胸襟，使唐初經學雖統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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