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8章李淵為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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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六學：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形成完整的中央官學體係。國子學招收三品以上子孫，太學招收五品以上子孫，四門學招收七品以上子孫及庶人俊秀者，律學、書學、算學則招收八品以下及庶人子弟，培養了大批治國人才。同時還在國子學中立周公廟、孔子廟，四時致祭，追贈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並禮遇其後代，封孔子後裔孔德倫為褒聖侯。在此基礎上開始在國家的各個方麵全麵推行禮製，借助禮製來治理國家，如武德七年（624年）頒行《武德令》，其中《吉凶賓軍嘉五禮》一百三十一篇，規範了國家禮儀製度。
隋朝滅亡後，李淵下詔開始修訂各朝曆史，以“考論得失，究儘變通“，總結曆史經驗教訓。在《修魏周隋梁齊陳史詔》中，他令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聞禮修魏史，侍中陳叔達、秘書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儉修周史，兼中書令封德彝、中書舍人顏師古修隋史，大理卿崔善為、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孫、前秘書丞魏徵修齊史，秘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秦王文學姚思廉修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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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奉詔修史的群臣皆身居要職、文名極高，如顏師古為著名學者，精通訓詁；姚思廉為史學家姚察之子，承家學修梁陳二史；令狐德棻為文獻大家，主持圖籍整理。由他們修撰的魏周隋梁齊陳史，使得大批史籍得到了整理和保存，雖然其中部分史書後來經唐太宗、高宗時期重撰，但武德年間開創的修史事業為唐代官修史書奠定了堅實基礎，不僅對於唐朝的封建統治有可資借鑒的作用，對於後世考察中國古代曆史文化也具有珍貴的參考價值。
除此之外，李淵還下詔編撰了《藝文類聚》。這是一部類編圖書，由歐陽詢、令狐德棻、裴矩、陳叔達等十餘人共同編纂，曆時三年，於武德七年（624年）成書，共一百卷，分四十六部，七百二十七子目。此書“事居於前，文列於後“，先列史實，後附詩文，引用的古籍共有一千多種，許多後世亡佚的古籍賴此書得以保存片段，為後人保存了很有價值的曆史資料，與《北堂書鈔》《初學記》《白氏六帖》並稱“唐代四大類書“。
麵對隋末唐初極為興盛的佛教，李淵采取抑製政策。隋代佛教極盛，寺院遍布，僧尼眾多，“天下僧尼，數盈十萬“，寺院經濟膨脹，與國家爭利。在唐朝初年，最早反佛的是太史令傅奕。傅奕為著名天文學家、道士，深惡佛教，多次上疏抨擊。武德七年（624年），傅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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