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8章李淵為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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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時天下未一，戰亂頻仍，此法因戰爭而未真正實施，僅具條文意義。隨著天下一統，社會形勢漸趨穩定，均田與租庸調的實施條件日益成熟。李淵於武德七年（624年）四月，“初定均田租、庸、調法“，開始在全國推行租庸調製，並頒布均田令，規定丁男、中男給田一頃，其中二十畝為永業田，八十畝為口分田，老男、篤疾、廢疾各給田四十畝，寡妻妾各給田三十畝，工商業者減半，僧道給田若乾畝。
租庸調製是一種以人口為基礎，以土地為載體的賦役製度，其設計精巧，兼顧國家與農民雙方利益。從國家角度講，它為征稅提供了一個頗具操作性的執行標準，“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稅目清晰，征收便利，在唐代前期擴大並穩定了國家稅收，有力促進了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從民眾角度看，它提供了賴以生存的土地資源，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戶負擔，庸代役的製度使農民有較多時間自主安排生產。由此可見，李淵在位之時創立的租庸調製適應了隋末唐初現實社會，成為唐代前期社會經濟製度的核心，直至建中元年（780年）兩稅法實行，沿用長達一百五十餘年。
唐立國之初，仍然沿用漢代以來通行於世的五銖錢。但隋末戰亂，私鑄盛行，幣製混亂，“錢賤物貴“，嚴重影響商品流通和財政收支。武德四年（621年）七月，為整治混亂的幣製，李淵廢隋錢，效仿西漢五銖的嚴格規範，開鑄“開元通寶“，取代社會上遺存的五銖。
“開元通寶“四字，為尚書右仆射歐陽詢所書，書體端莊凝重，法度森嚴。其重量為二銖四絫，約合今四克，十錢為一兩，“開元“意為開辟新紀元，“通寶“意為通行寶貨。時人認為“新錢輕重大小最為折衷“，輕重適宜，便於流通，“遠近甚便之“。開元通寶的使用，使唐代貨幣保持了長期的統一與穩定，終唐之世，鑄錢皆以“開元通寶“為文，成為唐代貨幣的代名詞。高宗時一度改鑄“乾封泉寶“，但因“穀帛踴貴，商賈不行“，最終複行開元通寶。開元通寶在錢幣鑄造的形製、重量上成為唐代乃至後世各朝銅錢的範本，其外圓內方的形製，象征天圓地方，影響深遠，直至清末機製銅元出現，方告終結。
唐朝建立之後，李淵認為“民稟五常，仁義斯重；士有百行，孝敬為先“，在對現實社會和傳統慣性的考量中，選擇了儒家作為治國的核心思想。鑒於“仁、義、禮、智、信五者俱備，故能為利博深“，李淵提出“敦本息末，崇尚儒宗，開後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訓“的指導思想，將儒學確立為官方意識形態。
他創立了中央官學，並以國子學來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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