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6章弗里尔的假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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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她跟一个老太太聊起西班牙，老太太拉着她的手说——
“我儿子也去了西班牙。他去年写信说，那边的孩子太苦了，连鞋都没得穿。
我寄了三双布鞋去。
后来他回信说布鞋收到了，说那边的孩子穿上后高兴得满村子跑。我听着心里又高兴又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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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塔说，“你说那些国际纵队的年轻人——他们图什么？”
弗里尔说：
“图个道理。”
“什么道理？”
“人不能像牲口一样活着。”
赫尔塔想了想，说：
“这理我也讲不明白。但我知道一件事——我要是也年轻十岁，我也去。”
弗里尔到现在也没想明白，她说的“那些人”到底是指谁。
但他知道她在说什么——当一个人选择为别人去死的时候，他不是在死，他是在证明一件事：
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比活着更重要。
车子出了市区，上了高速公路。
弗里尔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了一会儿。
他想起一九一九年刚进厂那会儿的样子。
那时候他还不到二十岁，刚从部队退伍。
战争已经结束，旧的帝国军队已经解散，新的魏玛政府刚刚成立。
柏林街头到处都是失业工人，排着长队领救济汤。
弗里尔没有去排队。
他父亲是社民党党员，在战前的葬礼上认识了一位老同志——那人后来成了德共柏林市委的委员。
他给弗里尔写了封介绍信，让弗里尔多去打听打听。三天后，那时候还不叫柏林第一机械厂的厂子录用了他。
头几年日子紧巴巴的。
工资不高，物价也不稳，能糊口已经是万幸了。
但有一点不同——厂里成立了工人委员会。
弗里尔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参加工人委员会会议时的场景。那是个冬天的晚上，会议室里坐满了人，抽烟的抽烟，喝茶的喝茶，吵得不可开交。
讨论的议题是：厂里的利润分配方案，是该多上缴国家，还是该多留点给工人自己。
“多缴国家！国家搞建设需要钱！我们苦几年，将来好。”
说话的是车间工会主席。
“凭什么我们就该苦几年？我们苦了几年了？”
那是弗里尔当时的班长，一个从鲁尔区来的老工人，
“资本家在的时候我们苦，现在自己当家做主了还苦？那革命不是白搞了吗？”
“谁说不搞建设了？建设要搞，工人也要活。
你让工人每月拿这么点工资，孩子都养不活，谁还有心思想干？”
吵了不知道多久，最后举手表决。
决定利润五五分——一半上缴国家，一半留作职工集体福利基金。
隔了没几天，工人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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