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7章史家巨匠司馬遷
第347章史家巨匠司馬遷(第6/7頁)
難在文學創作中的作用。悲憤痛苦的情感往往使作者能夠體會到生活與宇宙中最深刻的意蘊，這種建立在體驗之上的思索，往往構成了作品情理交融的魅力，也是藝術特有的魅力。司馬遷的《史記》之所以能夠成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正是因為它蘊含了作者深刻的人生體驗和情感。
再次，它揭示出創作的意義——社會意義與個人意義相統一。司馬遷通過闡述古代聖人的寫作動機，指出古代的聖賢所以發憤著書，“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他認為，曆史上許多文人的創作都是想“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這就將文章寫作的動力歸結為個人與社會的統一，不僅是為了承擔社會責任，也是為了抒發心中的鬱憤，使個人的生命意誌得以延續。
從東漢到明清兩代，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一直被人們所關註和討論。它既具有豐富的理論內涵，又對後世作家的創作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理論與創作的優良傳統。許多作家都以司馬遷為榜樣，在遭受挫折和苦難時，發憤著書，留下了許多不朽的作品。
司馬遷在《史記》中還特彆關註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在《貨殖列傳》中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他秉承老子的治世思想，認為統治者就應該讓老百姓過安穩日子，讓經濟自然而然地發展。他指出，對待經濟發展：“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這句話的意思是，最好的方法是順應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其次是加以引導，再次是進行教育，然後是進行整頓，最差的方法是與民爭利。
司馬遷的這一經濟思想雖然有諷刺漢武帝所采用的經濟政策之嫌，但的的確確是極其高明的見解。漢武帝時期，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實行了鹽鐵官營、均輸平準等政策，與民爭利，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但也嚴重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司馬遷的經濟思想主張順應自然，讓市場發揮主導作用，這與現代經濟學的某些觀點不謀而合。
隻可惜，司馬遷的經濟思想並未引起曆代統治者的重視。在中國曆史上，大多數統治者都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限製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得中國的資本主義始終無法發展壯大。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曆史的一大遺憾。
當然，我們也應該認識到，司馬遷的經濟思想必然也有一定的曆史局限性。他生活在兩千多年前的封建社會，受到當時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製約，不可能提出超越時代的經濟理論。但是，就中華曆史而言，他的經濟思想已經是極其超前的了。
就這方麵而言，司馬遷是傾向於道家的。他也曾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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