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3章漢武帝的用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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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又一次下詔舉賢良，進一步擴大了人才選拔的範圍。通過這一係列詔書，漢武帝向天下昭示了他求賢若渴的態度，也為朝廷選拔了如董仲舒、東方朔、公孫弘、嚴助等一大批優秀的政治人才和思想家。
確立歲舉，孝廉成為核心。
元光元年（前134年）十一月，漢武帝下達了一道具有裡程碑意義的詔書：“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這道詔書標誌著察舉製開始走向常態化和製度化。在此之前，察舉多為臨時下詔，而從這時起，要求各郡國每年都必須向中央舉薦人才，“舉孝廉”成為了一項固定的製度。
“孝”和“廉”是當時察舉的兩個核心標準。“孝”指孝敬父母、品行端正；“廉”指清正廉潔、克己奉公。起初是“舉孝一人，舉廉一人”，後來逐漸合並為“舉孝廉一人”。被舉薦的孝廉，經過考核後，一般會被授予郎官等職位，在中央或地方任職，然後根據其表現再逐步升遷。
這一製度的建立，為漢朝源源不斷地輸送了大量的基層官員和後備力量，也使得儒家所倡導的倫理道德標準與選官製度緊密結合起來，對後世的影響極為深遠。
三、恩威並施，嚴苛馭下：具有其“性嚴峻”的另一麵。
然而，漢武帝的用人之道並非隻有“不拘一格”的寬容和“唯才是舉”的慷慨，其“性嚴峻”的一麵同樣十分突出。他對官員的要求極為苛刻，賞罰分明，甚至可以說是冷酷無情。
在他看來，“有才而不肯儘用，與無才同”。因此，對於那些不稱職、不作為，或者欺騙、辜負自己信任的官吏，他從不姑息，動輒加以嚴懲，甚至誅殺。
這種嚴苛的態度，最直接的體現就是他在位期間丞相的高死亡率。漢武帝在位五十四年間，前後任用了十三位丞相，其結局之慘，令人咋舌：
病死四人（如公孫弘、石慶）
因罪免職四人（如許昌、薛澤）
因罪自殺二人（如李蔡、莊青翟）
處死三人（如竇嬰、田蚡雖死因複雜，但死後家族被清算；江充雖非丞相，但作為親信大臣，也被處死）
丞相作為百官之首，其命運尚且如此，其他官員的處境可想而知。史書記載，當時許多官員因小過或被牽連而下獄處死的，更是不計其數。
當時的名臣汲黯，性格耿直，敢於直言進諫。他曾為此勸諫漢武帝：“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並指出他重用酷吏，濫殺無辜，導致“天下謂陛下為任刀筆吏，陛下不可聞也”。
然而，漢武帝對汲黯的勸諫並不以為然。他雖然敬重汲黯的忠誠，但在馭下嚴苛這一點上，始終冇有改變。
他認為，隻有通過這種高壓手段，才能確保官吏們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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