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9章商鞅變法
第229章商鞅變法(第4/4頁)
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為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
雲夢出土的《秦律》就是在這個變法的基礎上修訂、補充、累積而成。《秦律》也多處講到連坐法，例如戶籍登記有隱匿或不實，不但鄉官要受罰，同“伍”的也要每戶罰一盾，“皆遷之”（即罰戍邊）。《秦律》把鎮壓“盜賊”放在首要地位，並對輕罪用重刑。例如盜取一錢到二百二十錢的要“遷之”，盜取二百二十錢以上和六百六十錢以上要分彆罰作刑徒，盜牛者要罰作刑徒，盜羊或豬的也有相當的懲處，甚至偷采彆人桑葉不滿一錢的也要“貲徭三旬”（即罰處徭役三十天）。對五人以上的“群盜”則追捕處罰更嚴。同時，《秦律》還有許多對各種逃亡者追捕處罰的規定。
商鞅變法是戰國時期一次較為徹底的封建化變法改革運動，順應了封建曆史發展的潮流，推動奴隸製社會向封建製社會轉型，符合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大大推動了社會進步和曆史的發展。通過改革，秦國廢除了舊的製度，創立了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新製度。改革推動了秦國社會的進步，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同時壯大了國力，實現了富國強兵。為以後秦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對中國曆史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儘善儘美。在商鞅變法中，輕視教化，鼓吹輕罪重罰，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廣大人民所受的剝削與壓迫，給廣大人民帶來了一定的痛苦。並且，它並未與舊的製度、文化、習俗徹底劃清界限，“內行刀鋸，外用甲兵”、迷信暴力而輕視教化等思想，也有其明顯的曆史局限。
改革必然要觸及既得利益，必然會遭到方方麵麵的反對。曆史上，任何一次變法維新，都不僅是一種治國方略的重新選擇，而且是一種利益關係的重新調整。這便是改革會遭到阻力的真正原因。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繼位。變法侵犯了貴族們的利益，遭到了他們的強烈反對。商鞅失去了變法的強有力支持者，有口難辯，隻得逃亡。最後，商鞅在秦軍追捕中斃命，隻落得個“車裂”的下場。但變法卻因符合曆史發展的趨勢，得以繼續實行下去，為秦國的統一大業提供了堅實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