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街口講故事的人
站在街口講故事的人(第2/5頁)
都不夠準確。如果非要讓我說這本書寫的是什麼，我會說——它寫的是“根”。是我們這代人埋藏在潛意識裡的、對農耕文明最後的記憶與鄉愁。
《重陽碑》這三個字，最初的念頭或許不是為了寫一個鎮。它更像是源於一種對現實的困惑——九十年代以來，某些“崇洋媚外”的風氣越來越盛，傳統的東西被輕易拋棄，好像舊的就是落後的，土的就是丟人的。我不理解。我覺得那些“舊的”“土的”東西裡，藏著我們之所以成為我們的秘密。
我們這一代人，恐怕是最後一波還能看見“根”的人。我們的父輩、祖輩，他們跟土地之間有一種我們很難完全理解的聯結——那不是財產關係，是身體關係。他們的汗水滴進土裡，腳印嵌在田埂上，祖先埋在坡地下。他們離開那片土地的時候，不是換一個住處，是連根拔起。
東西哥從大學回到重陽鎮教幾何，他以為自己是“屈才”。後來他才明白，他不是“被分配”回來的，他是“被召回”的。他被召回的不是一個崗位，是一塊土地。這塊土地需要有人站在講臺上畫圓，需要有人坐在茶館裡泡茶，需要有人守在無字碑前等一個不知道會不會回來的人。他的幾何畫在黑板上，也畫在這塊土地的命運裡。
三表哥茹雪選擇了留下來種地。他留下不是因為冇本事走出去，而是因為他看見了另一種“走出去”的方式——不是身體離開，而是讓外麵的知識進來，在這片坡地上長出新東西。他的筆記本左邊寫“阿爺的經驗”，右邊寫“書上的理論”，那兩欄之間的空白，就是他的路。
甄賢婆婆等了五十三年。她的等待從來不是被動的——她等的時候，腳把青石板磨平了，手把日子過下去了，心把家守住了。她的等待本身就是一種創造。
這些人共同的“根”，是他們對“此處”的信念——相信這塊土地值得守，相信這些人值得愛，相信這個“家”字值得刻在石頭上，等風把石屑吹淨。
人物是怎麼“長”出來的？
有人問我，你是先想好人物再寫，還是寫著寫著人物自己長出來的？
我幾乎可以確定地說：是後一種。
甄賢婆婆不是我“設計”出來的。她是從那棵栗子樹下走出來的——那天她在山上撿到一個棄嬰，抱著那個孩子走下山的時候，她的一生就已經在我心裡長完了。後來的五十三年等待，隻是那棵樹的年輪。她的兒子叫“勝利”，因為他是抗日勝利那年生的；她的女兒叫“莫愁”，因為抱她回來那天，有人勸了一句“莫愁”。兒子代表過去，女兒代表未來——這就是她的一生。
東西哥也不是我“安排”的。他隻是站在講臺上，手裡拿著一截粉筆，麵對一塊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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