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手提式大明朝廷

第873章狂奔的大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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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3章狂奔的大明朝(第3/5页)

价问题。

苏泽很清楚这套理论的来源。

顾宪成在江南建船厂的过程中,与上下游作坊的协作关系既不是上下级统属,也不是纯粹的一买一卖,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共生关系。

顾宪成从中抽出了理论框架,将其推演为一种普适的组织方式。他将其命名为法团主义的雏形,行业内部自治,政府只做居中调解和最终仲裁。

但苏泽也看到了这套理论的隐患。

法团主义的优点很明显:它可以消弭恶性竞争,稳定原材料价格,统一产品质量标准,避免朝廷直接干预带来的「人亡政息」问题。

如果棉织业、铁冶业、营造业都能建立这样的工团,整个产业体系的运转效率会大幅提升。

顾宪成在文章中举例:江南船业供应会社的成立,直接解决了三十余家作坊之间的协调问题,证明了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但弊病同样清晰。

一旦工团结成了封闭的利益团体,就会从「协调者」变成「把持者」。

它可能垄断技术、限制准入门槛、操纵定价,最后变成一个新的行会组织。

原时空的欧洲基尔特制度,就是从一个保护匠人权利的机构,最终演变为阻碍技术创新的壁垒,历史已经给出了教训。

苏泽在原时空读到的法团主义历史也表明,这类组织若缺乏外部监督和内部竞争机制,很快就会蜕变为分利集团。

苏泽在稿子上批了一行字:「可行,但需配套反垄断法规,且必须有准入退出机制。

工团不可成为行业壁垒。」

第二份是徐思诚的果蝇实验报告。

徐思诚通过对果蝇的杂交实验,不仅验证了李伟豌豆实验中显隐性遗传符合三比一分离的结论,还发现了李伟实验中未能揭示的现象,性别与性状的连锁遗传。

第三份是李伟的土豆病害研究。

李伟通过分析自家土豆田的虫害蔓延,得出一个关键结论:

土豆的块茎繁殖方式是病害积累的根本原因。块茎是母株的「分身」,不是经过有性重组的「后代」,病害一旦侵袭,所有植株都无法抵抗。

苏泽将这三份稿子放在一起,意识到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正在发生。

遗传学的基本原理已经在大明被独立发现了。

遗传这个概念,只差临门一脚了。

基于遗传学的农业育种,很快会从经验选种进化到理论指导下的定向选育。

育种革命,必然带来农业革命。

农业的变革将解放出大量劳动力。这些劳动力需要被新的产业吸收,而产业的扩张又需要新的组织形态来维持秩序。

法团主义就是顾宪成给出的答案,尽管它带著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和潜在的破绽。

苏泽提起笔,在三份稿子上分别写下了批注。

对顾宪成的批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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