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6章唐太宗的文化建设（一）
第546章唐太宗的文化建设（一）(第2/4页)
本。以江南旧本为底，参以北朝流传之卷；以石经遗文为正，辅以简册出土之字。一字有疑，则遍检群籍；一句不通，则博访通儒。遇南北文字歧异者，则稽其源流，辨其得失；遇诸师释义不同者，则衡其短长，择其善者。历时两年多，焚膏继晷，兀兀穷年，最终完成了《五经定本》，包括《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并于贞观七年开始向全国颁行，作为全国官学和私学的统一教材。
此《五经定本》之问世，不啻为经学史上之一场革命。昔者南北对峙，学者各守师说，如楚河汉界，不可逾越；今者定本一出，天下奉为圭臬，如日月丽天，无远弗届。它结束经学内部南北宗派的长期纷争，使治经者有共同之文本，无疑义之字句，在经学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其影响所及，不止于有唐一代：唐代科举，明经进士皆据此本；宋代诸儒，程朱理学亦溯源于此。故谓其对唐代政治生活与学术发展以及宋代理学的形成，都有一定的影响，诚非虚誉。政治赖之以统一意识形态，学术因之而凝聚共识基础，理学由之而萌发新芽——此三者，皆定本之遗泽也。
《五经定本》统一文字之后，义理之阐释犹未归一。诸家注疏，南北各异；师说传承，门户森严。学者虽持同一文本，而理解互殊，诠释各别，于致用仍多窒碍。李世民于贞观十二年，命令国子祭酒孔颖达主编《五经》义疏。孔颖达者，冀州衡水人，少师刘焯，于隋代已名重一时，入唐后更受倚重，为国子祭酒，领袖儒林。
孔颖达承诏，会集天下儒士，于国子监设馆编纂。参与者有司马才章、王恭、马嘉运等一时名宿，各以其专攻分任一经。其编纂之旨，在“疏不破注“，以汉魏古注为宗，而辅以南北朝以来之新解；于诸说纷陈之际，务求折衷至当，归于一是。贞观十四年，编成《五经》义疏，凡一百八十卷，卷帙浩繁，体大思精。后李世民下诏改为《五经正义》，“正义“之名，昭示其权威性与统一性，并将它交付国子监，作为全国性的教科书，明经科举考试皆以此教材为标准。自此以后，天下举子，同此义疏；郡县学官，共此讲授。学术之统一，至此而极。
《五经定本》和《五经正义》的编订，在中国经学史上意义重大。前者定其文，后者明其义；前者同其形，后者一其神。文义兼备，经学乃成完璧。并且李世民对经义解释采取兼收并蓄多元性态度，非如后世之独尊一说、排斥异端。于《周易》，则王弼、韩康伯之注与郑玄之注并存；于《尚书》，则伪孔传与伏生今文共采；于《春秋》，则杜预、服虔之说兼收。此种开放胸襟，使唐初经学虽统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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