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7）
第一章（7）(第2/3页)
给王星敏女士写了一封信。
我承认，并非出于恶意，我在这封信中使用了一些近乎无赖、有敲诈嫌疑的语言。在请求她对“杨宏全先生”
的死因做出具体说明之后，我威胁说：要根本无法得到真实准确的事实说明的情况下，我只能按照事情发生的逻辑线索对那起凶杀血案进行合理想象和大胆推理。当然，这样做的结果将是遗憾的，因为极有可能因此而对一些非常值得尊敬的人造成意外损害，这是不得已的，我说，为了黑暗和丑恶不再无休止的重复。
王星敏的回信不仅姗姗来迟，而且完全是漫不经心的。或者说她根本没有费心给我复信，只是又寄送给我一份那篇哲学提纲的英文本复印件。不过，她用红水印笔在“凶险的暗示”这组词的下面划了一个醒目的加重符号，并用汉字作了如下注释：这就是事情发生的逻辑线索。
在这张16开纸的复印件的右上角，王星敏用英文署了自己的名字，但是在署名之前，她还意味深长地写下了另外两个红色的汉字：祝安。
盯着这两个字，我不禁冷汗如注、毛骨悚然。祝我平安？但愿这只是她的一句玩笑而不是一个“凶险的暗示”。根据我对有关内情的全部了解，在过去的年代里，企图对王星敏进行敲诈、欺辱和恫吓的人从没有一个得以善终，他们全都没有逃脱了来自黑暗处的报复、暗算和严惩。
我怀疑自己是否已经处在了巨大的危险中。
于是，我不得不按照王星敏的提示，苦苦地去寻找“历史与未来的契合点”，冥思苦想地去发掘那起凶杀血案的“象征性意义”。
我的潜意识一再告诉我，王星敏是不会把我的追踪凋查引向歧途的。她或许不希望披露某些真实细节，但她绝不愿意掩盖全部真实。因为只有真实才能还她以清白，才能还她渴求的历史公正。
坦率地说，对王星敏，我常常有心猿意马、想入非非、作不安分之想的时候。她是一位学有所成的海外学者，又由于亲属关系而在六七十年代与北京黑社会的几个头面人物有着神秘的交往和极深的友谊（笔者的另一部书《天伤》对此有详尽的述写）。这种极端不协调大约也是一种“契合”。
从美国回来的朋友说，王星敏在美国学界绝对是一个拿得出手的人物。她长得也很漂亮，虽非沉鱼落雁、国色天香，但端庄、秀美、温淑可人，不像她的文章那样霸气、冷刻。
朋友说，她在美国不乏仰慕者，但她至今仍单独和母亲生活在一起。这又是为什么？
以后，王星敏又陆续给我写过一些信。一如既往，这些信里没有细节的描述或证实，甚至极少提到具体的人名和事件，有的仅仅是一些深奥的哲理和玄秘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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