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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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选不了。”
孙中山听了这话，没有失望，反而微微点了点头。“您选不了，我明白。我请您帮忙一件事——不需要您选边站，只需要您替我跟南洋的侨领们多说几句话。让他们知道我孙中山不是来拆他们房子的，我是来帮他们盖房子的。”
张振勋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话：“话我可以替您带到。别的不行。”
“话就够了。”孙中山伸出手来，跟张振勋握了一下。那只手感觉上比上次瘦一些，指节更显细长，掌心干燥但依然让人感到温暖。“张先生，我们后会有期。”
那一次分别之后，张振勋在槟城多待了半个月。他没有立刻替孙中山传话。他先自己去见了几个交情最厚的老朋友，装作闲聊，把“有个叫孙中山的人”这几个字像撒种子一样轻轻地撒出去，然后观察那些人脸上的表情。有人皱眉，有人眼睛亮了一下，有人把茶碗端起来喝了一口装作没听见。他看了那些人脸上的反应之后，才在那些眼睛亮了的人面前多说几句，在那些皱眉的人面前把话收了回来。
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替孙中山试水温。南洋的华商圈子不大，每一句话传出去都带着传播者的信誉，他不能让那句话从他嘴里出去的时候折了自己的声望和里子，更不能影响到孙中山的独特形象。
他在商场上做了一辈子的事情——把对的人介绍给对的人、把错的话在错的人面前咽回去——此刻被他用在了这件事上。他不知道这算不算“帮助”，这更像是一种顺着本能做出来的、不落笔墨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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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有人问起他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支持孙中山的，他自己也说不清明确的日期。他只记得那些在槟城茶室里跟人喝茶、在饭局上轻描淡写地提起一个名字的下午和傍晚，那些片刻像一根一根的细线，慢慢地编着，编进了一张后来才显出全貌的网里。
光绪三十一年冬，新加坡。
第三次见面，孙中山带来了一个人—三十多岁，穿立领制服，腰板笔直，说话前会先微微欠一下身。他叫张彬郎。张振勋的儿子。他从巴达维亚动身的时候跟父亲说是“去新加坡处理一笔船务纠纷”，到了新加坡之后拐进了一间挂着日语招牌的小楼，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在一张薄薄的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那张纸上有五个字——“中国同盟会”。
张振勋是后来才知道的。
那天晚上他在新加坡的住处等张彬郎等到了深夜。门开的时候他正坐在桌前看账本，听见脚步声没有抬头，先开了口：“船务的事处理完了？”
“处理完了。”张彬郎站在门口没有动。他手里攥着一顶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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