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9章永徽之治
第559章永徽之治(第4/5頁)
亞古代法製體係的核心藍本。日本文武天皇大寶元年（701年）製定的《大寶律令》、朝鮮高麗王朝的《高麗律》、越南李朝的《刑書》，無不以《唐律疏議》為宗，其影響綿延千年，至今仍是研究東亞古代法律文化的核心文獻。
得益於完善公正的律法與寬平審慎的執政理念，永徽一朝的司法風氣清明、刑罰寬簡、社會安定，全國犯罪率大幅降至唐初最低點。史載，大理寺卿唐臨曾向李治奏報獄中情況：天下偌大疆域，四海之內，全國監獄在押囚犯僅五十餘人，其中罪至死刑、待終審處決者，僅有區區兩人。這一數字即便有所誇張，也足以見得此時天下治安安定、民心歸穩、吏治清明，是初唐最為安穩平和的時期。唐臨本人以寬仁著稱，執法平恕，後官至刑部尚書，其司法風格正是永徽年間“慎刑恤獄“理念的典型代表。
然而，朝堂格局與君主作風，隨朝局更迭發生了巨大轉變，其轉折點便是武則天由後宮走向朝堂。永徽六年（655年），李治不顧長孫無忌、褚遂良等顧命大臣的強烈反對，執意廢黜王皇後，改立武則天為後，史稱“廢王立武“。此舉表麵是後宮之爭，實則是李治試圖擺脫貞觀老臣束縛、加強皇權的政治博弈。隨著皇權逐步穩固，以褚遂良、韓瑗為代表的貞觀老臣，因反對武則天參政、製衡皇權，接連被構陷罷官、流放邊地，甚至含冤賜死——褚遂良貶死愛州（今越南清化），韓瑗死於崖州（今海南瓊山），來濟死於庭州（今新疆烏魯木齊），曾經顯赫一時的顧命集團土崩瓦解。
自此之後，朝堂再無製衡皇權、敢言直諫的重臣。武則天憑借高宗寵信，逐步參與朝政，形成“二聖臨朝“之局；李治雖名義上獨掌大權，實則日漸倚重武後，朝綱漸為所移。滿朝文武目睹忠臣慘死、直諫獲罪，人人心懷畏懼、明哲保身，朝野內外皆以進諫為大忌、以直言為禍端。整整二十年時間，朝堂死寂、無人敢犯顏直諫，君主過失無人匡正、朝政弊端無人指出，貞觀、永徽初年的直言政風徹底消亡。史家對此痛心疾首，謂“自褚遂良、韓瑗之死，內外以言為諱，無敢逆意直諫，二十年矣“。
這種萬馬齊喑的朝堂僵局，一直持續至永淳元年（682年）。彼時天下饑荒遍地、民生疾苦，關中大旱、關東水澇，百姓流離、餓殍載道，而李治不顧百姓死活，執意大興宮室、籌備封禪泰山，欲以虛文粉飾太平。封禪之舉，耗費巨億，需征發民夫數十萬、調集糧草數百萬石，於災年行之，無異於雪上加霜。朝野上下心知肚明，卻無人敢出一言勸阻。
唯有監察禦史李善感挺身而出，不顧身家性命，公然上疏直諫。他在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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