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6章浮出水麵的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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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6章浮出水麵的貪官
1923年4月下旬,柏林,新成立的“國家監察與總政治部”臨時辦公室
儘管部門尚在草創,人員還未完全配齊,但施密特秉承韋格納“立即開展工作”的指示,已經將初步的監察網絡鋪開。
監察部門的核心工作之一,便是對奧堡事件暴露出的問題領域進行延伸審查,特彆是與大型基建、物資調配相關的部門。
此刻,一份來自“萊比錫—德累斯頓工業走廊基礎設施重建項目”的審計初步報告,被擺在了施密特案頭。
報告封麵上標註的“異常情況待核實”字樣,顯得格外刺眼。
報告指向了一個之前並未被重點懷疑,卻手握實權的人物:
奧托·布雷默,人民委員會下屬的“國家重建與物資調配總局”局長。
報告摘要列出了幾條令人皺眉的線索:
在過去18個月內,總局批複調撥給“萊比錫—德累斯頓走廊”項目的優質鋼材、水泥、特種電纜數量,與項目實際工程進度和監理報告中的材料消耗量存在顯著差異,差額部分價值預估超過80萬勞動馬克。
這部分批文由布雷默直接簽字特批,理由多為“保障重點項目”、“應對突發需求”。
在韋格納領導的德意誌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德國的經濟政策遵循了一條更為務實、漸進且強調過渡與控製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
這一路線源於韋格納對德國具體國情的判斷:
德國擁有高度發達但受戰爭重創的工業基礎、複雜的城鄉經濟結構、以及數量龐大的小資產階級和專業技術階層。
盲目追求所有製的純粹性可能導致生產崩潰和社會劇烈動蕩,不利於政權鞏固和應對嚴峻的外部封鎖。
共和國成立之初,便迅速將重工業、金融體係、主要交通運輸以及大型壟斷企業無償收歸國有,由國家直接控製。
這些被視為國民經濟的“製高點”和命脈,國有化確保了國家能集中資源進行最迫切的恢複重建、保障軍事需要和實施關鍵計劃。
對於數量更多的中小型工業企業、商業、服務業、手工業以及大部分農業,並未立即實行強製國有化。政府采取了多種過渡形式,
這些殘留的私營經濟成分,尤其是其中與舊政權、舊行會、舊官僚有千絲萬縷聯係的勢力,極易成為滋生腐敗、侵蝕國家資產、乾擾計劃執行、進行投機倒把的溫床。
它們利用與新政權中某些意誌不堅定或已被腐化的乾部的關係,通過“合法”分包、物資處理等合同,套取國家資源,牟取暴利,甚至形成隱蔽的利益集團,對抗進一步的社會化改造。
總結來說,韋格納政府的經濟所有製結構在1923年初呈現一種“國有經濟主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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